北京治疗白癜风那好 http://pf.39.net/bdfyy/zjft/240515/j8p79fb.html年10月6日，是第10个世界脑瘫日。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有超过万人伴随脑性麻痹，而在中国，这个数字超过了万，其中万以上是孩子，并且以每年增加4万~5万人的速度递增。这一天，各界公益人士呼吁社会协力，为脑性麻痹者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与工作，创造无障碍的环境。
“很多人可能会误会，认为残障朋友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大家帮一把，但我觉得不是。”在脑性麻痹者李子康看来，实际上，真正需要社会做的是搭建无障碍的环境，“在我过去的人生经历中，我遇到太多优秀的残友，他们特别棒，却也遭遇过迷茫，最大的困难不在于提升自我，而是融入环境。”
过去，医院“判了死刑”，光是学走路就花了7年时间，但为了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他选择了出国留学闯荡，后来不仅攻读本科学位，同时还创立了属于自己的教育咨询公司。如今，他希望将国外的创业经验带回中国，开设为中国残障朋友打造的互联网平台，让更多人在成长路上得到指引，也得到支持。
诊断：漫长人生的开始
当“脑性麻痹”这个词出现在诊断书上，对许多家庭而言，就像收到一封“死缓判决书”。李子康听父母说，年，自己刚出生，其实只在妈妈的肚子里待了三十二周，体重只有克，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还是婴儿的他立即被转移到特护室，二十二天后，人们说，这个孩子活下来了，所有人都以为一家人否极泰来。
然而，没有人预料到，10个月后，李子康确诊脑瘫，表现为一定程度运动障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连走路都不行”。而差点在孩子一出生就要经历生离死别，好不容易等到奇迹的李子康父母听后，一阵眩晕。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一个脑瘫儿还可以怎么过好这一生。父母背着他，走遍了北京、广州、东莞、佛山，尝试过手术、打针、吃药、针灸、按摩、理疗，终于在一次手术中，一定程度缓解了身体机能的障碍。
“但这些都只是漫长康复生涯的开始。”李子康回忆道，此后，他便在广州进行物理治疗，早上六时，由母亲抱着已接近40斤重的自己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出租屋到达康复中心，此后，搀扶自己从一楼爬到七楼，而李子康每天通过跑步机、踝关节矫正板、上下肢康复器、脚踏车、楔形垫等器材进行高强度的训练，直到下午五时，康复中心关门，“我和我的家人一度都受不住这样的压力，直到后来，我读了小学，康复目标改为防止肌肉萎缩，训练从全天调整成早晚各一小时，大家才松了口气。”
即便如此，从不能走路到适应走路，李子康还是足足花了7年时间。
成长：被安排好的人生
李子康或许从没想过，康复目标的调整也喻示着社会对他的期望也在不断下调。
过去，大家依旧相信更多的可能性，现在，“能维持现状，已经很好”，毕竟他因为各种客观原因，存在写字慢，字丑，理解慢，不够细心的问题，而其他同学可能存在偏见和不解，老师为了留住他，往往也要顶住各方压力。然而，李子康觉得，自己依旧有机会探索更多人生选择。学校里常说，有志者，事竟成，在他看来，这句话从未说过只针对健全人。
那时候，李子康从不觉得自己丢人，他意外考进了初中的重点班，虽然成了重点班里的“吊车尾”，但同样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校外，李子康特意报名了英语补习班，在英语学科发力。李子康的拼劲，班主任也看在眼里，不仅顶住压力把他留在了班内，还鼓励他学习，长期利用课间和午休时间为李子康开小灶。李子康第一次感觉到“有心人，天不负”，是在初三上学期，他得到了广州市政治小论文市级二等奖，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广州市四十九中的光荣榜上。
然而，李子康不知道，高光之后是更真实的人生等待着他。彼时，李子康的身份是借读生，相对本地学生而言，需要拿到更高的分数才能进入到同一所高中。当时，他虽然达到了广州市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但依旧没能考入心仪的高中。李子康说，自己心里有一套“备用计划”——出国留学。然而，这个想法刚刚提出来，就被他的父母否决了。
“他们觉得我患有残疾，认为我独自生存有困难，留在他们身边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但我认为父母会总有一天会有老去，我自身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够自如地应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困难。直到高二，我表弟去了加拿大多伦多读书，父母认为亲戚之间可以相互照顾，也就同意了送我出国。”他说。
改变：我可以创造价值
“实际上，残障人士出国留学手续没有想象中那么繁复。”李子康说，办理加拿大留学签证，只需比健全人多提交一项诊断证明，而入学前，需要将相关表格填好。那时候，完成了一整套程序的李子康发现，“留学最主要的是心理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比现实压力大的多得多，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不知如何融入”。然而，也正是在国外相对成熟的残健共融环境中，李子康逐渐发现，残健共融的难点并不在于残障人士的“障碍”程度，而在于环境。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国外，火警响得频繁，老师将每个学生的性命看作自己的职责，即便知道是演习，还是执意要求自己和大家一起行动，“哪怕我行动不便，没办法下楼梯”。有时学校电梯故障不能用，老师一句“没问题的，我背你下楼”让李子康感动万分。正是这样的举动，让他觉得自己和正常人一样，不再特殊。
李子康说，“留学还可以让一个人更加独立，像买菜做饭，和朋友聚会这种我在国内不会做的事，在国外必须慢慢学着做。而且，留学生第一要务就是：习惯孤独并学会享受孤独，能更好更早的掌握独立生活自理能力。”他回忆道，在加拿大，自己为了加快学习进度，报了晚课,每次下课，道路漆黑一片，没有路人，一个人融入大雪纷飞的背景中，此后，终于在两年时间修完了三年的课程，并辗转多地继续求学，在英国白金汉大学进行本科学历进修。
“我觉得自己不是弱势者，也不是等着别人帮忙的人。”相反，因为喜欢与人交流，李子康还申请成为了校园大使，为想来学校读书的新生介绍学校和周边生活，包括给轮椅使用者介绍学校的无障碍路径和设施。他说，虽然这是校园大使的责任，但不自觉地，就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创业：直面更大的痛点
在国外留学的数年时间，让李子康对“残障人士”的身份有了更多思考。在白金汉大学，为了增加社会实践经验，李子康和同学成立了熊猫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专注于中国学生的大学申请咨询服务，得到学校对商业计划的指导，审视和完整公司结构，最终还得到校方授权，签订业务协作协议。
在这个过程中，李子康接触到了国内许多“很棒的”残友，不少有进一步进修的想法，然而，“中国还没有一个成系统的残障人士海外留学程序指南，导致大家不敢踏出第一步。”彼时，李子康陆续以近乎免费的价格向多位残友提供了一些留学建议，而随着大家的交流不断深入，他逐渐发现，“残障群体在留学等各个社会领域举步维艰，往往是社会支持已经做好了，但信息却没有效传达导致的。”
而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长期以来，媒体也好，公众也罢，大家下意识地认为，一个残障青年之所以成功是基于超乎常人的励志和勇气，但实际上，每个社会人在探寻个人价值的路上都存在障碍，而突破障碍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形成一套无障碍的机制，让面对不同障碍的人们都可以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途径，而不是凭借一个个体一次次向着充满“障碍”的高墙发起冲击，大家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信息平台，每个人在成长路上，“单打独斗，不断碰壁”。
“现在，我和我的同学们已经组成一个小队，发起了关于专业化残障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社会创新项目。”李子康透露，目前，团队涵盖了开发、设计、商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伙伴开发平台，希望通过开放式，且汇集残障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相关从业者等多方角色的社交平台，解决长期以来残障者获取信息和参与大众舆论的两大问题：信息质量差和不易获取。
设想：科技赋能，破解信息障碍
在李子康看来，接下来自己要做的是一家社会企业，通过打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持续为助残事业赋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资源的链接。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