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心理学赋权给来访者，使他们能为自己的种族文化发言，尊重他们的民族遗产。种族和宗教问题在心理治疗关系中拥有首要地位，被作为疗愈的先决条件。想到危地马拉的印第安人、伊拉克的逊尼派、西藏佛教徒、乌克兰天主教徒、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以及世界上其他的种族和宗教少数民族的经历，和平心理学为那些无发言权的人辩护，承认他们拥有的恩赐。
我们会继续论证来访者需要被赋权在治疗中使用其母语，心理治疗师亦被鼓励去创造一个尊重种族与宗教语言的治疗环境。北美的来访者，不论是女性、福音派、非裔美国人、印度人还是美国原住民，都低声表达过他们的担忧，认为若自己在治疗中使用宗教语言，就会遭到忽视。
没有肯定来访者的共同信仰，反而会带来心理上的危害。我们寻找的是一个比流行在美国文化语境的精品店式多元文化主义更深邃的多元文化框架。我们不倡导单纯的文化容忍，我们相信更深邃的文化理解。只有在个体了解并且生活在自己的本土（或选择的）传统中，这样的理解才可能出现。
根据史图特的观点，我们认为，宗教在心理治疗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于能够进行他所称作的“内在思辨”（immanentcriticism）。治疗目的不是帮助来访者使用世俗治疗师的道德中立语言来谈论自己的症结所在，而是首先营造一个空间，容许来访者将自己全部的种族和宗教世界带入其中。
在他们的叙述、习惯、仪式以及语言里包含着的是一个道德规范，一种生活标准。心理师的任务是要引出那个特点，同来访者一起探索其意义，查看来访者对其含义是持支持态度还是希望为该特点负责。这是个以传统为重的心理疗法，也是和平心理疗法。对于有不同宗教传统的来访者，想实践和平心理学的基督徒心理师应在来访者的社区生活中发掘上帝的同在，并学习对方的独特语言。
主宰公共场合及心理学的现世语是世人的通用语，亦是西方文化的贸易用语。世俗语是现代心理学交流的主要媒介，也是心理学治疗中使用最为频繁的语言。若用世俗语来教育学生或做心理辅导，那么下一代多半就会使用这种语言的框架来构筑思想中的现实。世俗语说得越流利，个人就越能够在世俗文化中轻松地讨价还价。而不会流利使用世俗社会通用语言的人则会感到被边缘化、被误解或者低人一等。
讲世俗语的社会会下意识地使其成员社会化，去适应与其假设一致的现实。只有当人们会使用世俗语，他们才能得到允许在公共场合自由发言。现代大学塑造了现代国家和世俗社会。心理学是作为一门学科产生在这样的大学中。心理治疗的语言（词汇与句法）反映了一种不需要超越心理学解释的文化。用来描述人类行为的措辞有社会力量、环境强化、有意义的内向投射、人格分裂、人格原型、界限、行为、系统，或者时下热门的认知理论，这些术语似乎都不需要包括宗教类别——更不用说涉及创造的上帝或者被钉十字架的耶稣。
现世的心理学是自成一格。一门心理学，其辞典中如果不存在“邪恶”这个词，那么就会在诊断和治疗中，聚焦于“机能障碍”或者“病理”。如果世俗思想容不得超越精神，那么人们对灵性的渴望就很难被认可，更不要说被接纳为合理。它甚至会被当作一种病理表现。世俗社会的心理治疗用世俗语言规范治疗对象。这并非中立的做法，而是服务于世俗文化。心理学是一门科学，作为世俗学科，它无异于世俗社会，不需要“教会的存在作为政权的替代品”。
宗教和心理学的整合真的仅仅是将宗教语汇外加到世俗论述中吗？将宗教融入心理治疗不是仅仅把它挖来填补世俗主义的漏洞。世俗心理学与基督教心理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视角。基督教心理学以基督教文化为宗旨，建构于早先教会的悔改及其不断演变的传统之上。毫无疑问，基督教心理学家会流利地运用基督教心理语言，然而他或她不是只讲这一种语言。和平心理学致力于恢复本土民族和宗教方言。
世俗心理治疗师不比有宗教信仰的心理治疗师中立多少。两者都可能把价值观、世界观或一整套相应的实践方式强加给来访者。牧师成了需要培训的专业职位，而神父摇身一变成了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不再向教会负责，而是向政府负责——并且使用世俗的普世价值观。信仰的价值观也许会启迪人们成为专业的助人者，然而世俗社会中这些价值观却不是医治的核心。
西方心理学是源自世俗化的历史发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科技革命及美国资本主义。作为现世的当代学科，心理学量体裁衣般地配合服务于世俗社会。在世俗心理学看来，每个人都是天赋人权，知识当有普世性且当被普天下的人一致认同，而宗教在公众场合则应当是中立的——这些都源自一个更大的政治背景。
19世纪以来，对人性的理解从一种固有的“本性”观念转变为通过一系列的“统计标准”来看待人性的构成，这种脱轨的改变辅助了世俗道德进化的理念——人类的道德进化是由人性来自主和牵引的。现世心理学显示的是对多元的、资本的、技术的、意识形态的——这些碎片组成的社会的需要，这丝毫不令人惊讶。
到底怎样一种思维过程引发了世俗主义，使其能用世俗语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系统？世俗的“心灵”，如世俗政权和世俗经济一样，都是想象力的产物。现代世界，内在的自我是宗教信仰所托之处（如私人化的宗教信仰）。个体由自给自足的“自我”构成，这个自我被称作“人的本性”，本性当然也是独立而不受管辖的。控制个体的自然规律远胜于一切超验性的或宗教性的动力。
现在，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谈论塑造人格的天生的心理力量，但是，在中世纪，这是不可能的事。当时，个人被视为上帝创世的参与者，而不是自治的自然界的扩展，在自然界中，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的生命轨道是个体决定的结果，以世俗的自然和社会为背景。自治的自然界替代了神创的世界。自然界有自己的法则。这些知识，经过仔细整理和验证，变得与任何神圣的真理一样确凿无疑。世俗的霸权在心理学家小结案例所使用的语言中十分明显。写案例总结的时候，我们通常避免特例，对宗族或者种族差别都是如此。
20世纪，作为一门学科的世俗心理学不是受到宗教机构而是世俗大学的影响。年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es）在吉福德讲座中仍然能够为多种宗教经验进行辩护；然而当代心理学却没有建构在这位早期心理学家的愿景中。随着大学与宗教的脱离，宗教心理学被世俗心理学所替代。
大学为公众服务，而与教堂有关的教育机构主要为基督教团体服务。我们所提倡的心理学会为哪些人服务呢，是基督教人群还是更广泛的社会？心理学从宗教到世俗的转型是巨大的。心理学入门书籍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能让我们权衡世俗语产生的影响：世俗语作为一种语言要反映出自由主义政府要求的世俗意识形态。
我们想要进行的讨论不单是要说明宗教在现代心理学中遭到了忽视，而且还要说明论述中出现了转型，意义出现了隐含的转化。举个例子，我们对痛苦的理解就被世俗化了。痛苦不再被理解为来自上帝的惩罚，而被认为是违反自然定律的结果。痛苦被看作是被动的，而不是存在于关系模式中。在世俗模式中，痛苦通常会被消解掉。痛苦是通过某些方式表达出来的，但表达方式取决于与人的关系。真诚地接受痛苦，把它当作受难正是基督徒的信念之一。否则，一个人又怎么会自愿地为他人牺牲呢？
充满讽刺的是20世纪心理学向世俗语论述的转型与新教主义密切相关。凯斯·米德（KeithMeador）指出了开放的新教徒对此的影响。米德认为心理学开始“重新叙述”新教神学，将其作为对人类本质和行为在功用上的研究。有关救赎的问题被詹姆士重新理解，自我被定义为卓越、自发为自尊和成长的基础。这成为了自助文学的《创世纪》：以应用心理学为名，以新构建的科学心理定义来代替神学词汇。心理学宗教因为《基督教世纪》之类的刊物而影响甚大。
